江西鄱阳县的叶先生是一位普通的小包工头，平日靠着承包零散建筑工程养家糊口。2023年，他接下了一单不大不小的工程，工期紧，任务重。他找来了熟识的工人，其中包括贵州籍工人沈先生，一起干活赶工。

工程结束后，叶先生忙着结算工资，由于项目工期结束较晚，算账时有些慌乱，在转账给沈先生时多付了10000元。沈先生并没有第一时间提醒叶先生，而叶先生也直到次日清点账目时才发现问题。

叶先生立即联系沈先生，希望对方能退回这笔多付的款项。然而，沈先生态度模棱两可，只说：“我记得好像没多啊，回头我查查再说吧。”随后便没了下文。

几个月过去了，叶先生多次拨打沈先生的电话，开始还能接通，对方总是一口咬定：“钱早用完了，哪还有退的可能。”到了2024年3月，沈先生干脆不接电话，微信也把叶先生拉黑了。这让叶先生又气又急，无奈之下，他决定求助法律。

2024年5月，叶先生找到了讼状元，希望通过法律手段追回这笔欠款。法务人员在了解案情后，表示虽然案件缺乏直接的欠条和转账记录，但现有的聊天记录依然可以作为有力证据。

法务人员第一时间草拟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催告函，通过短信发给沈先生，同时还拨打了他的电话。然而，电话接通后，沈先生的态度相当强硬：“你们别来烦我了，我早就说过没钱还。这点钱我就是用了，你能怎么着？”

法务人员平静地说道：“沈先生，这笔钱是您在工资结算时收到的多付款项，根据《民法典》有关不当得利的规定，您有义务全额退还。如果您继续拒不履行，我们将协助叶先生提起诉讼，并通过法院强制执行追回欠款。”

电话那头传来冷笑声：“呵呵，法院强制执行？我连存款都没有，你们拿什么执行？到时候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”随即，他挂断了电话。

虽然第一次交涉无果，但法务人员没有放弃。接下来的两周，他们又多次拨打沈先生的电话，并持续发送短信提醒。催告函中明确提及：若沈先生继续无视这笔欠款，将依法对其名下财产进行查封，并申请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这些措辞让沈先生开始感受到压力。

几天后，沈先生终于回拨了电话，他的语气明显缓和了几分：“你们也别太咄咄逼人了，我是真的没钱。这点钱你们至于搞这么大阵仗吗？”

法务人员不为所动：“沈先生，我们并非针对您个人，而是为了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。如果您确实有经济困难，我们可以协商制定分期偿还计划。但如果您继续拖延，我们只能依法提起诉讼。”

沈先生听到“分期偿还”四个字后，似乎松了口气：“那行吧，我也不想闹到法院去。分期的话，是不是能少还点？”

法务人员明确表示：“金额是固定的，不能更改。但我们会根据您的情况制定合理的还款方案。您可以提供收入证明，我们将协助您与叶先生达成和解协议。”

尽管表面上答应协商还款，沈先生却并没有立刻行动。他开始计算自己的得失：如果真被告上法院，除了影响个人信用，他的未来工作和生活都会受到影响。而这10000元，对他来说虽然不算小数目，但与可能面对的法律后果相比，似乎也不值得冒险。

几天后，他主动联系了法务人员，试探性地提出：“如果我现在一次性还7000元，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？”

法务人员态度依旧坚定：“沈先生，这笔钱是您多得的工资，依法应全额返还。任何少于10000元的偿还都无法得到叶先生的认可。但我们可以协助您协调还款时间，比如两个月内分两次还清。”

沈先生语气明显有些不满：“你们真是一点商量的余地都不给啊……”但最终，他还是妥协了：“好吧，我再想办法。”

最终，在多次交涉和持续施压下，沈先生意识到自己无路可退。他在2024年6月底主动联系法务人员，表示愿意一次性偿还欠款，但需要多几天时间筹钱。叶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激动，虽然对沈先生的拖延感到愤怒，但他更希望事情尽快解决。

2024年7月初，沈先生如约转账了10000元。叶先生收到这笔钱时，悬了数月的心终于放下。他感慨道：“这笔钱虽然不算大，但要不回来我心里一直憋屈。幸好找了讼状元，要不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这起案件虽然金额不大，但其中的博弈却耐人寻味。通过合法手段追回不当得利，不仅维护了当事人的权益，也给那些试图逃避责任的人敲响了警钟。不义之财如浮云，终有消散莫贪心！

同时，这起案件也让我们看到，法律是社会公平的守护者，无论金额大小，只要事实清晰，证据确凿，就能为当事人讨回公道。正如叶先生所说：“法律，是老百姓最可靠的依靠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