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淑娴在快手上认识张国立，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故事开头。2024年1月，她刷到一个男人的直播，内容无非是唱几首老歌，说点人生道理，偶尔插科打诨。中年人的世界，已经不再追求什么“激情碰撞”了，听几句温柔话、看点“懂人情”的人，说几句掏心窝子的闲话，就容易生出点信任来。

那时候，河北丰宁的雪还没化完。徐淑娴拿着手机在火炕上看直播，屋里老公于信坐在旁边看电视，偶尔抬头看她一眼，也没说什么。她加了张国立的微信，两人开始聊天，话题最初无非是家长里短。他说自己做点小生意，时好时坏，孤身一人，没啥亲人。她听着，心里不知怎的，就有点同情这个“网上朋友”。

他们开始相互转账，是在6月之后的事。

张国立先是说自己出了点状况，生意垫资被人坑了，急需点周转，说是“借两天就还”。那时候转的金额都不大，三百、五百地给，她心里还挺踏实：“你看，人家没赖账，不久就还我了。”

他也确实如约返还了几笔，还会反过来“帮衬”点钱回来，说：“我知道你也不是宽裕人家，给你也转点，心意。”

但从8月下旬开始，转账的方向变得单一起来——她继续往外转，而他就沉默不语了。

“你怎么还不还那几笔钱？”她在微信上问他。

“别急嘛，我现在真周转不开。你放心，我这人讲诚信。”张国立这样回。

她信了。到了9月，她开始催得勤了，但他也开始敷衍，说“忙”、“出差”、“手机坏了”等等理由。

到了12月26日，最后一笔款项转出去后，张国立突然变得人间蒸发。微信消息不回，电话打不通，再后来，她发现自己被拉黑了。

这时，于信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他在家里拿着老婆的手机翻聊天记录，火冒三丈地吼了一句：“这人就是个骗子！”

“可他之前真还过钱啊！”徐淑娴声音低下去。

这个家，在那个冬天的夜里变得格外沉默。

他们整理了所有的转账记录，一笔一笔对，发现总金额是23923元，而张国立只返还了17019元，还欠着6904元。虽然数目不算天文数字，但对于农村普通家庭来说，也是半年的零花钱。

于信开始自己打电话找人，但始终联系不上。微信拉黑、电话停机、快手账号注销，连人影都找不到。

这件事让夫妻俩的生活都蒙上了阴影。他们吵过，后悔过，甚至懊悔自己太天真。但最终，于信决定通过法律解决问题。

2025年初，他们找到了“讼状元”，说明了情况。法务人员没有直接下判断，而是仔细看完转账记录、聊天截图，并和他们反复确认每一个细节，尤其是时间点、金额数额、聊天内容中有没有“赠与”、“自愿”一类的字眼。

“这些记录很清晰，对方没有否认借款，也没有表示这些钱是‘送的’，而且还明确说过‘等我周转了就还你’，这已经能证明债务关系。”法务人员给出了专业的评估。

接下来，讼状元便向张国立发出催告函，通过快递邮寄至他在资料中曾登记过的地址。与此同时，也指导于信准备起诉材料。

不久，法院立案成功，张国立也收到了法院的传票。

电话那头，他接到了法院通知的那天，第一句话是：“不是吧，她真把这事闹到法院去了？”

法务人员第一时间给他打了电话。

“喂，是张国立先生吗？我们是讼状元的法务，关于您与徐淑娴女士之间的借贷纠纷——”

“哎呀，我不是不还，我是那几个月真有点困难，我都想还的，你看，这不是快年了嘛，我正好也要清账……”

“现在这笔欠款已经进入司法程序，您可以选择配合法院调解，或者等法院判决执行。拒不履行的后果，您应当清楚。”

张国立沉默了。

那一刻，他大概才意识到，网络背后的女人，不再只是一个随便聊聊天、骗点钱的“人好心软的中年人”，而是一个敢于维权、用法律武器维护权益的公民。

最终，在法院的调解下，张国立表示愿意归还全部欠款。于信也不再追究额外的赔偿和精神损失费，只要能把账清了，事情到此为止。

法庭上，于信穿着棉袄，手里还攥着那一沓转账截图的打印件。他一句废话没说，只是在听完法官念完调解书后，点了点头：“我就希望他能记住，以后别再骗人了。”

那天下午，他们从法院出来，天还很冷，但于信和徐淑娴的脸上，总算有了一点松快的表情。

“早知道这样，我就早点报官儿。”他叹了口气。

“早点……也未必能想得到这一步吧。”徐淑娴看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群，眼神平静。

这个案件金额不大，情节也不算跌宕起伏。但它记录了一个普通中年家庭从信任、被骗、觉醒、维权到最终胜诉的全过程。网络时代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容易连接，也越来越容易破裂。可法律的那根弦，始终在那里——当人情断了，它就是最后一道线。

对于徐淑娴而言，那6904元是她看走眼的代价；对于张国立而言，那是一笔不敢再欠的债。

而对于法律来说，它没有喜怒哀乐，只问证据与责任。正是它，替那些“软弱”、“不好意思张口”、“怕事”的人说出了“你欠的，不该赖”。

（本文中出现人名均为化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