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月的上海，雨水有点勤，湿漉漉的地面上总有些青苔悄悄爬出来，显得有点滑。郑永林蹲在河岸边，卷着裤腿，手里握着一把长柄耙子，满是泥水的裤脚透着一股子疲惫。

“老郑，歇歇吧，一天也够呛了。”旁边一个年轻人递过来水壶，脸上满是汗。

郑永林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接过水喝了一口，继续把一团水草搅出来，扔到岸上。他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，但做事从来不含糊。年过五十了，还在河道里清淤，干的是年轻人都嫌苦嫌累的活儿。

这份工作，是郭荣给的。

郭荣，是个包工头。说起来也不算陌生人，早些年就在镇上打过几次交道。2023年4月初，郭荣打电话找他，说上海浦东曹路镇有个河道清淤项目，工期大概一个多月，活不算难，就是时间紧、任务重，愿意多给点工钱。

“干完了给你结三万六。”郭荣当时这么说。

郑永林是犹豫过的，毕竟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像年轻人那样吃得消。可那年春节过得紧巴，家里老房子的屋顶还漏雨，急着换，儿子在外头也不宽裕。他权衡再三，背着工具包就上了去上海的大巴。

从4月9日开始，他天天跟工友们一起清淤，捞水草、挖淤泥、搬垃圾，有时候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。风吹日晒不说，浑身上下常年泡在河水边，脚上起了泡，手上也磨出了茧。可他心里一直想着：等工钱一结，就能把屋顶修一修，给老伴买点像样的保健品。

活是5月12号干完的。那天，大家在河岸边拍了张集体照。郑永林回到家，收拾好泥泞的工作服，打开微信，给郭荣发消息。

“活干完了，工资方便结一下么？”

郭荣回复得很快：“明天打给你。”

第二天，微信到账6000元。郑永林没多说，想着也许是先结一部分，剩下的迟早也得打来。

可这一等，就是几个月。

从夏天等到冬天，微信发了不下十几条。有时候郭荣回一句“忙，过几天”，有时候干脆不回。郑永林不是没动过火气，可又想起当初在工地上喊得最起劲的就是自己，要是闹大了，别人工资结了，自己却因为“嘴太碎”被搁一边，那才划不来。

一直到了2024年2月9日，春节前几天，郭荣终于微信转账15000元，说是“年前应个急”。郑永林收到后，嘴上说着“谢谢”，心里却越发不安。按账算，这三万六，还差15000元。

从那以后，郭荣就像蒸发了一样。

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转到语音也没人听。郑永林也不是没试着上门，可郭荣根本不在住处。到了2025年6月1日，他最后一次拨通电话，郭荣那头接了，但语气冷淡得很：

“老郑，你知道我现在也不好混，钱我没说不给，你催得太紧了，我也烦得慌了。”

“我这钱，是靠命换的。”郑永林那天话说得很重。

“你可以去告我，随你便。”

电话挂断的“嘟”声，在郑永林耳边响了好久。他盯着空荡的客厅，心头堵得慌。老伴劝他：“算了吧，十五个的确不少，可你也折腾不起……”

可郑永林哪能甘心。

朋友给他介绍了“讼状元”，说是个专业帮讨债的法务机构，不玩虚的，讲法律，有理有节。他抱着试试的心态联系了过去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说了一遍。对方听得很认真，没有急着承诺什么，而是让他先发了聊天记录、转账凭证、工程时间等材料，随后开始分析案情。

“您的情况，我们已经掌握了。我们会以正规法律程序发起催告，施加必要压力，但不会做超出法律边界的事情。”

法务人员的态度严谨，郑永林觉得安心。

过了两天，讼状元发出了第一封正式的催告函，落款清晰、条理分明，把事情时间、金额、支付情况、法律后果一一列清。

郭荣一开始不理。三天后，法务人员再次联络，说明如仍未还款，将保留采取诉讼手段的权利。对方这才开始“打太极”：

“不是不还，是确实周转不开。”

“我们可以协商，但不能拖到无限期。之前您已经分期还过了，现在只剩15000元，委托人还有2000元的合理补偿请求。”

“2000不可能，再说我前期也垫过材料钱。”

“目前我们不是讨论你是否曾经垫付材料，而是结算已完成的人工报酬。若您认为双方还有其他经济纠纷，可以另行处理。但拖欠工资这一笔，您必须承担法律责任。”

一来一回，郭荣开始感到压力。他尝试提出每月还2000分期八个月，被法务人员拒绝，认为诚意不足，且无担保。

“我们最后给您三日时间。若未支付，将协助委托人提起民事诉讼。届时，您不光要补足欠款，还可能承担相关诉讼费用和律师费。”

第三天傍晚，郭荣终于主动联系，说愿意一次性补清。

2025年6月6日，微信转账到账17000元整，注明“工资及补偿费用”。郑永林收到钱后，沉默了很久。他没有第一时间跟法务人员说话，而是回了条短信：

“谢谢你们，我心里这口气，总算是出了。”

几天后，郑永林托了人，给讼状元送了一面锦旗，旗上写着：“依法维权，言而有信”。他不太识文断字，但知道“信”这个字最重要。

他后来也跟朋友们提起：“现在欠钱的都理直气壮，只有我们干活的低声下气。但只要走正道，还有地方能讲理。”

（本文中出现人名均为化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