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4年那个秋天，陈咏梅还在安康旬阳镇上打零工，家里两个孩子刚上学，丈夫常年在外干活，家里的经济虽不宽裕，但她一向节省，一点一点攒下的积蓄也小有几万。那年，老朋友曹生栋突然找上门来，说自己生意周转不开，手上正缺点钱周转。

“咏梅姐，我不是跟你客气，我是真急。”电话那头的曹生栋语气急促，“你放心，最多两个月，我就还你。”

陈咏梅跟他是多年朋友，小时候一个村子长大的，两人从小就认识。曹家搬出去以后两人虽联系少了，但偶尔微信上还有聊天。那天电话打过来，曹生栋连借口都没有绕弯子，直接就说了要借钱。说是装修门面，生意马上就能开张，差个尾款。还特别郑重其事地说，按老规矩，两分利息，一点不亏她。

她犹豫了一晚，最后还是从家里抽出2万元现金，约他在镇上的饭馆碰头。

那顿饭吃得挺热闹，曹生栋一边说着感谢的话，一边信誓旦旦地承诺：“我这人，最不喜欢欠别人情，更不喜欢欠钱。你等着，看我三个月就让你利本双收。”

她当时也没要求他写借条，只在他面前数清了现金，他用手机拍了一张钱的照片，还补了一句：“你放心，钱拿到，我就是心里记着。”

这一记，就是十年。

起初那几年，她还不算太担心。头一年年底，她打电话给他问情况，他说：“快了快了，咏梅姐，我过年一结账就还你。”可等她打第二个电话，他说账没结清，第三次就干脆没接了。后来干脆连微信都少回。

2018年那年冬天，她老公突然出了意外摔伤住院，她急需用钱，那时她才真正感到焦虑。她再一次给曹生栋发微信，微信头像还在，但迟迟没回。

她改用短信：“曹生栋，我现在真有急事，我不跟你说多的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把钱还给我？”

没回。她又打了五六个电话，终于接通了。

电话那头的声音冷得很：“咏梅啊，我现在也是手头紧，你放心，我记着的。”

“你这记得也太久了！”她有些火了，“这都多少年了？我当时没让你写借条，是信你。你说还，两个月，到现在都快十年了！”

“哎呀你别这么说，朋友之间嘛，你这是不信我了……”电话那头语气闪烁，话也不硬气。

“不是我不信，是你这几年到底有几次回过我电话？我问你一句，你到底有没有打算还？”

“你这么说话，我也难受，我有那心，就是还不了……”

这次之后，她对曹生栋的“朋友情谊”算是彻底看明白了。微信联系越来越少，电话也几乎打不通。

2022年，是他们最后一次有过联系。那时候她已经对他彻底失望了，她平静地说：“曹生栋，我知道你是打算赖账了。你记住，这笔账，迟早你要还。”

人到中年，生活琐事缠身，每一笔亏欠都格外刺眼。陈咏梅试过找过对方老家，听说他人早搬去外地；她也尝试咨询过法律援助，可她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，缺证据、没借条、也没有身份证号，这些成了她心头的堵。

直到她接触到讼状元。

那天，她在邻居的推荐下拨通了讼状元的电话，电话那头的法务人员听完她的陈述后，没有否定她的焦虑，也没有敷衍地说“你这个没证据打不了官司”，而是详细地记录了她提供的线索——欠款时间、金额、联系记录、微信聊天截图、现金交付的过程和她记得的全部细节。

“您别急，现在还没到无法可依的地步。既然你有和对方的通话记录、微信聊天，还有那张他收钱时拍的照片，我们就从这里入手。”

之后几天，讼状元的法务人员多次尝试联系曹生栋，一开始，他根本不接电话，后面终于接通，法务人员开门见山说明身份和事由。

“我们是讼状元受托处理陈咏梅女士的民间借贷纠纷，请问您是否还记得2014年您向她借款2万元的事情？”

电话那头的曹生栋顿了几秒，说：“有这事……但这都多少年了？这钱早没影了。”

“那请问，您是否愿意配合协商解决？还是我们按照法律程序起诉处理？您可以现在就开始准备材料。”

法务人员语气不急不缓，但字字在理，明显带着专业的压迫感。对方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了一句：“能不能商量个解决办法？”

讼状元的工作人员并没有马上咄咄逼人，而是按正规程序向对方发送了催告函，并对所有能搜集到的材料进行了固定证据处理。紧接着，他们为陈咏梅准备了后续的民事起诉方案。

就在准备立案前夕，曹生栋突然主动联系，对方显然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：“我凑了点钱，先还你一半行不行？”

“委托人表示，只接受一次性全额清偿。”法务人员回应得干脆利落。

又过了两天，对方终于松口，表示可以一次性还清。几经协商确认时间、地点与转账方式后，这笔长达十年的欠款终于画上了句号。

当那2万元重新打入陈咏梅账户的那一刻，她看着银行提示，眼泪一下子掉下来——不是因为钱，而是因为多年维权路上的委屈终于被正视。

讨债这件事，说容易，也容易。两个人一纸借条，一个清账日，到点你还，我收，谁也不欠谁。

但说难，确实也难。特别是像陈咏梅这种“没借条、没合同、全凭朋友情分”的情形，事隔多年，当事人早已消失在人海，证据缺失、情绪疲惫，一想到要跟法院、程序打交道，普通人往往早早打了退堂鼓。

可就是这类案件，恰恰最值得去争一口气。毕竟欠钱不还，说到底就是侵占别人的财产，不管披着什么样的理由，归根到底都是不讲理。

讼状元在这类案件中，提供的不只是法律援助，更是一次次用法律去恢复公正的过程。他们能做的是协助委托人尽快厘清思路，梳理出所有可能的证据链条，准确判断案件胜率，并通过专业沟通与法律程序施加压力，让欠款人意识到“赖着不还”也会付出代价。

最重要的是，讼状元不会因为一笔账的金额不大、时间久远就草率应付。正是因为这些案件最容易被社会忽视，才更需要被认真对待。

这个案子最后得以解决，看似只是两万元的追回，但对陈咏梅来说，是她十年心结的解脱，也是她对公平正义的最后一次倔强。

每一个讨薪、讨债的普通人，都不是想走上法庭，只是希望自己那份该得的回报，不被欺瞒，不被遗忘。而法治社会的意义，恰恰也就在于此：让不讲理的人有所顾忌，让讲理的人有处可依。

有时候，讨债不仅是为了那笔钱，更是为了一个人不该被轻视的尊严。

（本文中出现人名均为化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