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，北京下着小雨，杨雪娟站在琉璃河镇庄头村那个熟悉的小厂门口，撑着伞，心里却是冰凉的。门口的铁门紧闭，透着一股子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。她看了一眼微信，最新一条消息还停留在五天前，显示“未读”。她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点开通话键。毫不意外，对方没接。

“他就是不想给。”她嘟囔了一句，把手机收进包里，眼神落在厂房那块已经有些褪色的牌子上：“北京海昌盛禾商贸有限公司”。

这一拖，就是快三年。

杨雪娟今年五十五了，从老家来到北京打工也有些年头了，干过库管、记账、还给人做过饭。她不贪图什么，就盼着每月工资能按时到账。但2022年那会儿，她跟着张泽贤干活，兢兢业业做着会计工作，干得多，干得杂，账不光记公司的，还顺带理着张泽贤爱人朱梅华那头山东公司的流水。一份工资干了俩人活，最后工资却只发了一半。

“137187块，干了一年多，到头来还欠我将近五万！”她在心里一遍遍默念着这个数字，像是怕自己记错了，又像是希望这个数字哪天能变成她银行卡上的余额。

起初，她也没多想。年底张泽贤说资金紧张，让她再等两个月。她信了，毕竟共事那么久，吃饭时还常一桌。可两个月之后，工资没等来，张泽贤的态度也变了。

“哎呀雪娟姐，不是我不给你，是现在这行情，公司账上真没钱……”他在电话里扯着嗓子装可怜。

“那你得给个时间表啊，你也知道我不是干一天两天，我辛苦一年，你说拖就拖？”

“再等一等呗，回头我让朱梅华从山东公司给你转点……”

可这“等一等”就像个无底洞，越陷越深。一开始是电话不接，再后来微信都不回了。2025年5月21日，是她最后一次试图联系张泽贤，打了三个电话都被挂断，微信消息看了也不回。

“雪娟姐，我说句难听的，他就是压根没打算还你。”这是厂里另一位工人跟她说的话，“他不怕你闹，反正也没什么把柄在你手里。”

那天夜里她彻夜未眠，反复在翻那些微信聊天记录和工资转账截图。她很清楚，她是个普通打工人，不懂什么法律程序，但她知道自己不能就这么算了。

第二天，她在朋友的介绍下找到了讼状元。

讼状元法务人员接待她时，她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：“我这个事，是不是太小了点？他们那公司还在，就差这点工资不给我……”

法务人员翻着她带来的材料：工资明细、微信记录、转账凭证、甚至还有几段她和张泽贤争执时的录音。

“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。”法务人员语气很平静，“是你有没有权利拿回你应得的那部分。”

那天的谈话，像是给她打了一针强心剂。原来她手里的这些碎碎片段，拼起来竟能构成一份有力的证据链。

讼状元的法务团队随即对案件进行了详细分析，在整理完证据后，为她起草了诉状，并准备了完整的起诉材料。每一个细节都经过核实，每一份材料都做了严格的归类和整理。她从没见过有人这么认真对待她的事。

而就在立案准备即将完成的前几天，讼状元那边接到了一个电话。

“你们是不是代理杨雪娟的事？”电话那头，是张泽贤。

“是。”

“能不能……别走法律途径？我……我想私下和她谈谈。”他的语气不再强硬，甚至带点慌张。

“那得你先还钱。”法务人员一针见血。

他沉默了几秒：“那……我明天上午先把欠她的钱打过去。”

第二天中午，杨雪娟收到了49187元的转账，金额一分不少。她坐在餐桌前，手机放在她面前，眼睛却有些模糊。

那一刻她突然觉得，自己这些年的委屈终于被听见了。

劳动的尊严，从来不该被打折

在讼状元介入之前，杨雪娟就像许许多多被拖欠工资的打工人一样，陷在“等一等”的泥潭里。有的等来了工资，有的却只能把那份工资写进记忆里。

而让这个故事发生转折的关键，是她拿起了法律。

讨薪，不该是求情，也不是靠熟人说项，而是应当用法律说话。在杨雪娟的故事中，讼状元发挥的作用不是“替她出头”，而是把她原本就拥有的合法权利，从模糊不清变成可以堂堂正正主张的力量。

法律的作用，不是把冲突推向对抗，而是通过程序和规则，把一个个普通人的声音，传递到应该听到的地方去。

讼状元所做的，是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，帮助他们理清复杂的证据脉络，梳理纠纷的来龙去脉，并在立案前形成足够有力的法律压力。在杨雪娟这个案例中，欠款方正是因为感受到了讼状元提供的专业力量，才在法院介入之前选择妥协和偿还。

对于像杨雪娟这样有转账记录、有录音、有微信证据的案件，讼状元所提供的服务并不只是“跑腿办案”，而是在真正意义上帮她重建了对维权这件事的信心——让她知道，这个社会不是没人听她说话。

尾声

现在，杨雪娟还是在北京生活，日子还是一天天过，只是走路时腰板更挺直了些。她说自己没什么大理想，只是希望这几年里，没人再像她那样，辛苦干了一年，工资却被赖着不给。

她常把讼状元推荐给身边的人，尤其是那些跟她一样，既不懂法律，又苦于求告无门的打工人：“就找他们，不是因为他们说得好听，而是因为他们能把事儿给办成。”

（本文中出现人名均为化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