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年初秋的时候，郑江海在河北邯郸跑展会多年，口碑不错，人脉也多。他在鸡泽县附近有几台设备，按小时、按项目出租。9月时，一个会展服务公司的负责人遇到他——白尚宗，当场说得客客气气。白尚宗承认，“我这次是做展会，一共要租几台设备，用到13号，先结账租赁费26800元，随后就能结余款”。

两人还当面确认了开展时间、使用方式以及设备归还的时间点。郑江海心里踏实，他交了清单、留了押金，白尚宗也签了“当面付款”的口头协议。

那段时间，展会办得还顺利。设备从9月1号送到场馆，工作人员也都按时操作，郑江海还跑去现场查看，设备运行一切正常，双方还频繁握手打招呼，氛围挺好。就在他以为钱没问题的时候，尴尬的消息来了。

展会结束后，郑江海抱着工具回到县里，一看账户没有动静，短信、微信开始频繁催对方。白尚宗的回复套路，开始有了变化：

“刚结算，马上转给你。”

“年底那会儿资金链紧，现在缓着点。”

“等下家项目跑完，我给你补齐账。”

这些理由天天换，语气熟络，可就是账没到账。拖延到了2022年12月21日，白尚宗终于在纸上写下了一张欠条，承认之前已付10300元，还欠16500元。欠条上写明什么场馆、什么设备、什么日期都齐全，可拿着欠条的郑江海心里咯噔一下：半年过去，还要再追16500元，到底靠谱吗？

他连夜给王姐打电话，王姐是鸡泽的人，说：“你别慌，要这钱跟死猪似的，死是不可能的。留着那欠条，你慢慢要。”于是，他开始断断续续打电话，反反复复催促。白尚宗总说“礼拜一给你打到”；礼拜一到了却说“礼拜三还”；礼拜三结束说“这个周末让财务处理”。就这样拖延了整整9个月——最后一次联络是2024年9月6日，电话打不通，微信也不回了，微信号甚至被改，身份证号也暗示对方可能还混淆过名字。帐上的16500元，好像被拉进了泥潭，越喊越远。

郑江海越着急越失落，心里反复念叨：这点钱不算多，但那是劳心劳力挣来的。当初为这个展会奔走好几趟、出动车、担责、操心、日夜盯着设备运行，那点汗水、加班的钱不能白干。

2025年初，郑江海听旁人提起“讼状元”：“他们跟法务团队对接，专业催款又不失规矩。”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他提交材料：欠条扫描件、对话记录、展会收据、公章复印件等。讼状元法务人员接收案件后，主动澄清情况，并提出接下来可能走的程序：催告函、电话谈判、起诉准备等。他们说话干脆，却不急，总让人踏实。

法务人员了解案情后，制作催告函。一封用法律语言写就的函件落到白尚宗手里，上面写着16500元＋违约补偿＋法律责任，加上明确的时限。后面附有整理好的展会使用合同、发票、对账清单，甚至当天设备验收照片，逻辑清晰、证据确凿。函发出当天，郑江海通过微信收到回执——“阅读已读”。

不到两天后，白尚宗微信回复：“收到了，也看见资料了。没想到那欠条还能被查这么详细……我这边真的不想闹上法庭。”

这才是博弈的开端。法务人员从容不迫，指出：“希望你能在函件最后设定的期限内支付。如果超过期限，讼状元将协助客户依法起诉。届时，法庭可能判你承担所有利息和诉讼费。”

这句“依法起诉”的威力，比任何请求都管用。白尚宗在微信里沉默许久，最后说：“我回去看看资金情况。”口气变化明显，从之前敷衍，到现在有点忐忑。

经历这一次对话后，他明显有收敛，白天没再踱步，电话也主动接了。法务人员没过多久再次电话谈话，用平稳语气说：“钱可以一次性转，也可以分两次，具体安排你说一下。”

白尚宗有些局促：“...我这会儿能先给一半。”

“行，但请确保一周内结清剩余，我这边也要做备案。”法务人员说。

谈妥后，白尚宗按协议转账8000元，郑江海一查到账，心结松了一半。法务人员按进度提醒对方：“剩下7000左右嘛？”

几天后，剩余款到账。当账户数字跳动那一刻，似乎比挣来还要开心。郑江海赶忙发微信报平安：“钱到了，谢谢你们。”

法务人员回应：“恭喜你案件结清，证据也已归档。如还有后续问题，可以随时联系。”这话听着像尾音，干净利落。

这件16500元的小案完结了。帐是清的，人是稳的。再穷不过不能工作的那种命，也得搭起线，跑到该跑的地方。

这件案子提醒人们，对于劳动报酬、租金等民间纠纷，如果一直靠“老乡”、“朋友”、“兄弟情”解决，会拖成多年。又不是不想要钱，而是没找到合适的手段逼对方还。法律就是工具，一旦有证据、有程序，就能逼出结果。

讼状元的法务人员不是来找茬的，而是给普通人提供了一个可操作、有序化的追债路径。这种路径不需要高昂费用、不用大张旗鼓，只要按步骤走，就能将口头承诺变成法律有效。

对普通个体户来说，16500元就是一个半年付清不了的账款，可能意味着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之余，拖下去后续运营都紧张。但当对方瞅见催告函、起诉书、证据链条时，他才意识到，事情已经不再是民间借贷，而是“法律案子”。这时再耍赖，成本就太高。

回想这整个过程，没有激烈争吵，没有哭哭啼啼，只有一步步把对方拖回法律范畴中，让他意识到“继续赖账就是冒风险”。

郑江海从当初犹豫该不该催款，到收到第一笔款时，眼里含着泪光：“法律真能帮普通人讨回这点本钱，是不是？”法务人员回答：“这就是法律的威力。你有证据、有秩序，我们只是把它们拼成一个完整的流程。”

对于一个中年个体户来说，这种信任，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那是详实的对账单，是兑现的欠条，是法务的催告函，是银行的到账通知——这些都建立了一份安全和底线感。

从9月的设备租赁，到年底欠条，再到“嫌麻烦”、“借口一大堆”，再到最后朗朗乾坤银行到账——这是一条令人落泪的讨债路，也是一幅劳动者维权的生动画面。它给所有人一个提醒：法律不是遥远的规则，它是手里的工具，是对话桌上的筹码，是讨回那点血汗钱的倚靠。讨债不就是讨一句还钱、还一点尊严而已吗？

（本文中出现人名均为化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