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一个细雨绵绵的午后，西安城北，万寿北路的一处老旧小区里，陈述杰坐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，手里拿着手机，眉头紧锁。屏幕上，熟悉的头像已经变成了灰白色，微信聊天记录停留在他最后发出去的一条消息——“刘师傅，什么时候把欠的运费结一下？我这头等着周转呢。”这条消息，如同石沉大海，杳无音讯。

陈述杰是个做粉煤灰运输生意的，这些年摸爬滚打，也算是小有成就。但他性子温和，讲究个和气生财，对那些长期合作的伙伴，总愿意多几分信任。刘国维就是其中之一。

刘国维，一个四十出头的汉子，开着一辆个体运输车，从2017年到2019年，一直在陈述杰这里拉运粉煤灰。两人合作了两年多，虽然不是天天见面，但电话联系不断。起初，刘国维结账还算及时，但到了后来，他手头似乎开始有些紧，结账的周期也慢慢拉长。陈述杰看在老交情的份上，也没怎么催。他总想着，都是跑运输的，谁没个手头紧的时候？只要人实在，晚几天就晚几天吧。

可谁知，刘国维在2019年底突然就不再从陈述杰这里拉货了，走得悄无声息。陈述杰起初以为他只是暂时歇业，或者接了其他活儿。但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他再也没见过刘国维的车停在自己的货场。电话里联系了几次，刘国维总是推说忙，或者含糊其辞地表示“等过阵子手头宽裕了就结”。陈述杰也没多想，觉得这笔钱迟早会回来。

直到2023年5月，陈述杰家里急需一笔钱，他才猛然想起刘国维那笔20027元的尾款。他再次拨通了刘国维的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嘈杂的背景音，刘国维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耐烦：“哎呀，陈老板啊，这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？早结清了吧？”

陈述杰一听就火了，压着嗓子说：“刘师傅，你可不能这么说啊！20027块钱，当时你只结了一部分，尾款可一直没给。你再好好想想，咱们的账单都在呢！”

“账单？什么账单？我拉你家粉煤灰，什么时候少给过钱？陈老板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”刘国维的声音带着几分轻蔑，语气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强硬。

陈述杰气得手都抖了：“刘国维，你这是赖账！我们合作了两年多，你最后一笔款子都没给清！你以为拉黑我微信就没事了是吧？！”

“拉黑？陈老板，你可别冤枉人啊！我没拉黑你，可能是信号不好，或者我换号了吧。再说了，你没凭没据的，光凭你一张嘴，我就要给你钱？这年头谁不是凭证据说话？”刘国维说完这句话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。

陈述杰再打过去，电话已经无法接通，微信也提示对方已开启好友验证。他这才意识到，自己恐怕是遇到老赖了。他翻找出以前的转账记录，只有刘国维部分还款的凭证，以及一些关于货运的聊天记录。他甚至还找出了几段和刘国维通电话的录音，里面提到了欠款的事。但这些零碎的证据，在他看来，似乎并不能完全证明那20027元的尾款。

接下来的几个月，陈述杰尝试了各种办法。他托朋友打听刘国维的下落，得知他还在安康石泉县那边跑运输。他换了别的号码给刘国维打电话，每次对方接起来一听是陈述杰的声音，不是立即挂断，就是声称“打错了”。有一次，刘国维甚至在电话里破口大骂，说陈述杰骚扰他，让他别再纠缠。陈述杰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和愤怒，他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，难道就这样打了水漂？他想过找人帮忙“教育”一下刘国维，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，他不想惹麻烦，只想通过正规途径拿回属于自己的钱。

在一次与老友的闲聊中，陈述杰提起了自己的遭遇。老友听后，沉吟片刻，提议他去找一家叫做“讼状元”的法律咨询服务公司。老友说，这家公司专门处理经济纠纷，虽然不是律师事务所，但里面的法务工作人员非常专业，尤其擅长追讨欠款。陈述杰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联系了讼状元。

几天后，陈述杰带着他的所有证据——那些零散的转账记录、模糊的聊天截图，以及几次通话录音，走进了讼状元。一位法务人员接待了他。法务人员听完陈述杰的讲述，又仔细查阅了他带来的所有材料，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。陈述杰心里有些忐忑，毕竟自己手头这些证据，看起来确实不够“铁”。

法务人员在听完陈述杰的叙述后，并没有直接给出定论，而是提出了几个关键问题：“陈先生，您和刘国维之间，除了这些运费，还有没有其他的经济往来？每次运费结算，有没有形成书面的对账单或者收据？”陈述杰摇了摇头，表示都是口头约定，偶尔微信确认一下。

法务人员点了点头，表情严肃。“您的这些转账记录和聊天录音，虽然不能直接构成一份完整的借条，但在法律上，它们可以作为间接证据，结合您与刘国维之间的交易习惯、未结清款项的金额等，形成一个证据链。尤其是在没有书面合同的情况下，这些细节尤为重要。我们需要从这些碎片化的信息中，提炼出足以支撑您诉求的关键点。”

接着，法务人员向陈述杰详细解释了接下来的操作流程。他们明确表示，虽然刘国维目前不承认欠款，甚至态度恶劣，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是唯一正规且有效的办法。基于陈述杰提供的线索，法务人员判断，直接启动诉讼程序是当前最稳妥的选择，因为刘国维已经表现出明确的拒绝沟通和抵赖的态度，电话催收和发函可能效果不佳。

“陈先生，鉴于对方目前的态度，我们认为，直接启动诉讼程序是效率最高且最具强制性的方式。”法务人员语气沉稳，“诉讼的关键在于证据。您现在虽然没有借条，但这些转账记录、聊天记录和录音，都是您与刘国维之间真实发生交易的痕迹。我们需要把这些零散的证据串联起来，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。”

法务人员随即开始指导陈述杰整理和补全证据材料。他们教陈述杰如何将微信聊天记录进行公证，确保其法律效力；如何将录音资料进行文字转译和证据固定；还指导陈述杰回忆并记录下每一次交易的细节，包括运输的货物种类、数量、时间等，尽管这些信息可能没有直接凭证，但可以在法庭上作为口头证词的补充。

在整理证据的过程中，陈述杰发现自己有些地方确实不够严谨，比如有些口头约定的运费没有及时在微信上文字确认。法务人员耐心解释：“虽然有些细节没有书面记录，但只要能通过您的描述和现有证据相互印证，形成逻辑闭环，法院还是会采纳的。关键在于清晰、有条理地呈现事实。”

当所有材料准备妥当，并经过讼状元的法务人员反复审核无误后，陈述杰在法务人员的协助下，向法院递交了诉讼材料。立案的那一刻，陈述杰的心里既紧张又期待。他知道，这只是第一步，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。

果然，在法院通知刘国维时，刘国维的态度依旧强硬。他在电话里对着法院的工作人员大声嚷嚷：“什么？陈述杰告我？他有病吧！我什么时候欠他钱了？他胡说八道！我才不会去！”

法务人员得知刘国维的态度后，并没有感到意外。他们告诉陈述杰，这是老赖的常见伎俩，目的是拖延时间，企图让债权人知难而退。讼状元的法务人员与法院保持着紧密的沟通，及时了解案件进展。当刘国维拒绝出庭时，法务人员指导陈述杰向法院申请缺席审理，并提供了刘国维的联系方式和大致住址信息，协助法院顺利向刘国维送达了法律文书。

在法院安排的调解阶段，法官试图促成双方和解。刘国维在电话里依然态度嚣张：“我没欠他的钱！他想讹诈我！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！”

法务人员在与法官沟通时，理性地阐述了陈述杰的诉求，并摆出了所有经过整理和固定的证据。他们强调，尽管没有传统的借条，但每一笔款项的发生、部分还款记录以及双方在沟通中对欠款事实的提及，都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。法务人员还特别指出，刘国维在多次联系中拒绝沟通、拉黑联系方式的行为，反证了其心虚和拖欠事实。

在事实和证据面前，刘国维的谎言显得苍白无力。在法官的严厉告诫下，以及讼状元法务人员通过证据链的层层施压下，刘国维的态度终于开始动摇。他原以为陈述杰拿他没办法，却没想到，一个普普通通的运输户，竟然能将法律武器运用得如此精准。

经过法官的耐心调解，和讼状元法务人员的持续跟进与专业分析，刘国维最终不得不承认了那笔20027元的欠款。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：刘国维须在规定时间内全额支付所欠的20027元货款，并承担陈述杰为此支付的2000元诉讼服务费。

当陈述杰收到法院的调解书，并最终在银行查到那笔迟到了四年的款项时，他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。他特意给讼状元打了电话，语气中充满了感激：“真是太谢谢你们了！我都快放弃了，没想到还能把钱要回来！”

这个故事，不是跌宕起伏的传奇，却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一幕。它讲述了一个普通人，在面对棘手的经济纠纷时，如何依靠专业的力量，最终赢回属于自己的正义。

（本文中出现人名均为化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