哈尔滨的秋天凉得早，天一黑下来，风就开始往脖子眼里钻。2024年10月17日晚上，付炳杰坐在小区楼下长椅上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手机屏幕还亮着，微信界面停在聊天对话框里，最后一句语音已经是三天前的了。那头没回，也没删。

“真是闹心啊。”他喃喃说。

他这事儿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。就是一笔三万块的“办事费”，给了个人，这人答应去帮自己姐姐赵秀梅办退休手续，说自己认识劳动局的人，有门路。事儿没办成，钱也没退回来，全赖账了。这事儿拖了好几年，一开始觉得是熟人，说清楚就好，后来才知道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

事情还得从2020年说起。

那时候，付炳杰的儿子付东雨刚上大三，姑娘穆华莲的闺女和他是同学，时不时在朋友圈互动几句。有一天，付东雨回家，说他一个女同学的妈妈认识劳动局的人，能帮忙办退休，不用排队、不用跑腿，一两个月就能下来。

这事儿搁别人家，可能得多打听打听，可炳杰这人，从小在拉林镇长大，骨子里就是相信人情这事的。再说了，也确实着急。他姐赵秀梅快六十了，在一家私营小厂干活，厂里也不咋靠谱，工龄材料也零零碎碎，整这些手续挺麻烦的。要是有人能帮个忙，钱花得值。

于是，付东雨联系了穆华莲。那时候穆华莲说话挺敞亮，说她有个亲戚在劳动局工作，处理这类事是“举手之劳”。“三万块，包下来，姐你放心，不成我退你钱。”

事儿说得干脆，手也快。第二周，东雨就从家里拿了三万块现金，在校门口交给了穆华莲，说是“走关系不能走卡，得现金”。事后没欠条，也没转账截图，只留下几段微信聊天和一段语音，语音里穆华莲的声音很肯定：“放心吧，钱我已经递过去了，办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。”

可接下来三个月没动静，一问穆华莲，她就说“正在排队”，再问，她说“人快退休了，系统卡着呢”，再后来干脆说：“那人出事儿了，被查了，现在批不了。”

事情就这么卡住了。

一开始炳杰不太信，总觉得是误会。他带着赵秀梅上劳动局跑了几次，工作人员说压根没她的材料进来，更没人知道有谁收了三万去“走关系”。这才明白，这钱是打了水漂。

从那以后，炳杰就开始找穆华莲要钱。穆华莲一开始还接电话，语气客气：“我也没想到这事变这样，我能退的退，我出一万块，你也不能全赖我，剩下的两万是给那人了。”

“那你找那人要去啊，钱是你拿的，我给的你！”炳杰语气也重了。

可穆华莲根本不改口：“那人现在在里头蹲着，我也联系不上啊。”

再往后，电话也不接了，微信也不回。只有一次发了句“我没钱”，之后就沉默得跟蒸发了一样。

这事儿在家里搁了快四年，亲戚都劝：“老付啊，算了吧，就当给自己上个课。”

可炳杰咽不下这口气。“不是钱的事，是这人太不拿诚信当回事了。”

直到今年，他听朋友说起“讼状元”，是个专门替人打官司、讨债、维权的法律服务平台。他犹豫了好几天，才拨了电话咨询。

讼状元那边的法务人员听完情况，问得挺细：“有没有欠条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转账记录？”

“也是现金。”

“那有什么证据呢？”

“聊天记录，还有语音。她亲口承认钱收了，也说帮我办退休了。”

那头法务说了句：“这些我们可以用。”

第二天上午，讼状元的法务人员亲自打电话联系了穆华莲。她一听是法律机构的电话，第一反应不是否认，而是回避：“你们怎么找到我的？我又没签合同。”

但法务人员的语气很平静：“穆女士，根据您与委托人之间的语音及微信内容，您已经构成事实上的代办协议，而您在明知自己无办理能力的情况下收取高额费用，并在对方要求退款时拒绝返还，这已涉嫌非法侵占和虚假承诺。我们这通电话是为了通知您，委托人准备通过法律途径追责。我们建议您慎重考虑是否继续推诿。”

穆华莲那头沉默了一下，嘴硬说：“我也不是不想退，就是现在没钱。”

法务语气依旧稳：“那您可以先说明您的还款计划。若您承认这笔欠款并主动协商处理，委托人可考虑宽限时间。如果您继续拒绝还款，委托人将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并视情况申请刑事立案。”

话说到这份上，穆华莲声音明显低了：“你给我两天时间，我商量一下。”

两天后，讼状元再次拨通电话。这一次穆华莲的态度软了，表示可以一次性先退10000元，再分期退余款。可法务并不接受：“您的退款不应由您决定多少，您必须全额退还30000元。任何自行认定的‘扣款’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。”

这场博弈持续了一个多星期。最终，在多次沟通和压力下，穆华莲答应一次性归还全部三万元。讼状元协助双方拟定了退款协议，资金在协议签订后24小时内到账。

付炳杰那天接到账款通知的时候，正好是他孙女三岁的生日。他关掉手机，抬头笑了下，拿着蛋糕进屋：“行了，这事，算是有个交代了。”

有邻居问他：“老付，咱不打官司能把钱追回来啊？”

炳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要是光指着讲理，人家装聋作哑；你要真讲法，人家才知道疼。”

他说得平平淡淡，可话里透着四年沉积下来的委屈。

在这场看似“民间纠纷”的背后，是普通人对公平的执念。在没有欠条、没有转账的条件下，靠的就是一点点证据，一点点说理，还有专业法务人员坚定不移的“讲法”。

也许，法律不一定快，但它终究会给人一个说法。

（本文中出现人名均为化名）